昏招：“寬財政，緊貨幣”不合時宜
“寬財政，緊貨幣”雖被視為經典組合，但來自實體經濟層面的信息，卻顯露出一些不容忽視的預警信號，要求對這一政策組合進行反省、調整。
據說，在這一組合中，“緊貨幣”是為了控通脹，“寬財政”是為了保增長。在保增長、控通脹的狹隘政策目標線內，“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被數次使用，幾乎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基本招數。但事實上，從經濟運行狀況來看，“緊貨幣”並非通貨膨脹的對症之藥，“寬財政”則並無必要。
根據對不同行業的民間調查，這一政策組合已造成實體經濟內部的割裂。“寬財政”支援投資高速增長，2011年年均增速達到22%，高於20%的歷史均值。投資推動的需求增長，讓採掘、鋼鐵、化工等上遊行業開足馬力，也促使資源類產品價格上揚，成為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壓力之一。我們的分析顯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加速的重要原因。
而“緊貨幣”的實施（尤其是居於歷史最高水平的準備金率），在很大程度上斷絕了民營企業、小型企業獲得金融貸款的渠道。據銀行系統反映，2011年下半年貸款十分緊張，除最優質的老客戶（一般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國有大型企業）外，其他企業很難得到貸款；從民間金融的情況看，民間拆借的年利率已達到60%以上。如此惡劣的金融環境，對實體經濟打擊甚大。家用電器、紡織服裝、建築建材、交通運輸設備等下遊行業的調查數據顯示，被迫的庫存增加已經開始，行業景氣度下行。與此同時，“緊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目標——控制通脹，則未見成效，直到2011年年中附近，通貨膨脹仍舊居高不下。
2011年通貨膨脹的機理不同於2008年。當年，中國經濟過熱，GDP同比增速一度達到15%左右。在大量進口大宗商品的刺激下，石油、鐵礦石、銅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漲；同時需求也十分旺盛，以至於CPI指數達到8.5%的峰值。2011年的情況與2008年截然不同。經濟運行從過熱狀況冷卻；CPI數值遠低於2008年的8.5%，且漲價壓力主要集中在食品、能源等相對狹隘的專案上。同時，隨著下遊行業需求疲軟向上遊行業傳遞、2009年4萬億投資專案導致的巨額產能釋放，通貨膨脹在短期內逐漸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將存款準備金率調升至20%的高位、將存款利率調升至3.25%，並無必要。對比而言，經濟全面過熱的2008年，存款準備金最高為17.5%，遠低於2011年；存款利率最高為4.14%，比2011年水平僅高0.89%。
“寬財政”希望達到的目標——保增長，則本無必要。隨著大規模的產能釋放，消費需求增長接替了投資需求，發揮穩定經濟增速的作用。當時，按照筆者的意見回饋演化模型結論，2011年GDP增速將達到9%～9.5%左右，遠高於政府工作報告中預定的8%目標（實際為9.2%）。筆者當時撰文分析，在當時經濟環境中維持9000億元財政赤字，推行寬鬆財政政策，並無必要。
綜上所述，“寬財政”政策令我們付出了惡化財政結構的代價，而為實現增長目標，本無必要付出如此代價；“緊貨幣”政策令我們付出惡化經濟結構、傷害民間經濟活力的代價，而為實現控通脹目標，也本無必要付出如此代價。
“寬財政，緊貨幣”這一政策組合之所以被視為不易國策，背後的機理與認知誤區不難分析。
一方面，政府掌握強大的資源統合能力，強力介入經濟生活。在現行財政制度安排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有強烈動力去掌控更多的社會資源，而“量入為出”、缺乏民間制約的環境，必然導致財政支出擴張速度高於經濟增速。“寬財政”極易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器，從而成為常規。
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西方經濟學教條，又俘獲了一大批受過西方正規經濟學訓練的政府官員。“緊貨幣”所傷害的小型企業、民營經濟，則不具備大型國企那樣的遊說能力。事實上，“緊貨幣”政策客觀上賦予了國有壟斷企業、地方政府相對於民間經濟更大的資源優勢。從民間到政府，都沒有真正認識通貨膨脹作為一種週期現象的客觀規律，誤讀了貨幣政策的作用機理其結果是，政府過高估計自己調控經濟的能力，相機決策成為隨機沖擊，迫使中國經濟遠離最優運行狀態。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其賴以增長的結構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積的風險正在逐漸發揮力量。未來數年內，經濟運行方式以及增長速度都將發生大幅變化。表面繁榮背後的大陷阱，中國是否能避過？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三個方面解剖：
我們的經濟制度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經濟政策犯下什麼錯誤？
我們的外界環境出現了什麼變化？
本書正是從這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中國經濟下一步：繁榮還是陷阱——觀察中國經濟未來的15個維度》各章環環緊扣，邏輯嚴密，作者開發的定量意見回饋模型獨一無二，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獨特的評判。
讀懂本書，你就讀懂了中國經濟！閱讀本書可以說明非專業讀者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助長讀者對經濟問題和現象的分析能力。
據說，在這一組合中，“緊貨幣”是為了控通脹，“寬財政”是為了保增長。在保增長、控通脹的狹隘政策目標線內，“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被數次使用，幾乎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基本招數。但事實上，從經濟運行狀況來看，“緊貨幣”並非通貨膨脹的對症之藥，“寬財政”則並無必要。
根據對不同行業的民間調查，這一政策組合已造成實體經濟內部的割裂。“寬財政”支援投資高速增長，2011年年均增速達到22%，高於20%的歷史均值。投資推動的需求增長，讓採掘、鋼鐵、化工等上遊行業開足馬力，也促使資源類產品價格上揚，成為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壓力之一。我們的分析顯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加速的重要原因。
而“緊貨幣”的實施（尤其是居於歷史最高水平的準備金率），在很大程度上斷絕了民營企業、小型企業獲得金融貸款的渠道。據銀行系統反映，2011年下半年貸款十分緊張，除最優質的老客戶（一般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國有大型企業）外，其他企業很難得到貸款；從民間金融的情況看，民間拆借的年利率已達到60%以上。如此惡劣的金融環境，對實體經濟打擊甚大。家用電器、紡織服裝、建築建材、交通運輸設備等下遊行業的調查數據顯示，被迫的庫存增加已經開始，行業景氣度下行。與此同時，“緊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目標——控制通脹，則未見成效，直到2011年年中附近，通貨膨脹仍舊居高不下。
2011年通貨膨脹的機理不同於2008年。當年，中國經濟過熱，GDP同比增速一度達到15%左右。在大量進口大宗商品的刺激下，石油、鐵礦石、銅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漲；同時需求也十分旺盛，以至於CPI指數達到8.5%的峰值。2011年的情況與2008年截然不同。經濟運行從過熱狀況冷卻；CPI數值遠低於2008年的8.5%，且漲價壓力主要集中在食品、能源等相對狹隘的專案上。同時，隨著下遊行業需求疲軟向上遊行業傳遞、2009年4萬億投資專案導致的巨額產能釋放，通貨膨脹在短期內逐漸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將存款準備金率調升至20%的高位、將存款利率調升至3.25%，並無必要。對比而言，經濟全面過熱的2008年，存款準備金最高為17.5%，遠低於2011年；存款利率最高為4.14%，比2011年水平僅高0.89%。
“寬財政”希望達到的目標——保增長，則本無必要。隨著大規模的產能釋放，消費需求增長接替了投資需求，發揮穩定經濟增速的作用。當時，按照筆者的意見回饋演化模型結論，2011年GDP增速將達到9%～9.5%左右，遠高於政府工作報告中預定的8%目標（實際為9.2%）。筆者當時撰文分析，在當時經濟環境中維持9000億元財政赤字，推行寬鬆財政政策，並無必要。
綜上所述，“寬財政”政策令我們付出了惡化財政結構的代價，而為實現增長目標，本無必要付出如此代價；“緊貨幣”政策令我們付出惡化經濟結構、傷害民間經濟活力的代價，而為實現控通脹目標，也本無必要付出如此代價。
“寬財政，緊貨幣”這一政策組合之所以被視為不易國策，背後的機理與認知誤區不難分析。
一方面，政府掌握強大的資源統合能力，強力介入經濟生活。在現行財政制度安排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有強烈動力去掌控更多的社會資源，而“量入為出”、缺乏民間制約的環境，必然導致財政支出擴張速度高於經濟增速。“寬財政”極易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器，從而成為常規。
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西方經濟學教條，又俘獲了一大批受過西方正規經濟學訓練的政府官員。“緊貨幣”所傷害的小型企業、民營經濟，則不具備大型國企那樣的遊說能力。事實上，“緊貨幣”政策客觀上賦予了國有壟斷企業、地方政府相對於民間經濟更大的資源優勢。從民間到政府，都沒有真正認識通貨膨脹作為一種週期現象的客觀規律，誤讀了貨幣政策的作用機理其結果是，政府過高估計自己調控經濟的能力，相機決策成為隨機沖擊，迫使中國經濟遠離最優運行狀態。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下一步》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其賴以增長的結構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積的風險正在逐漸發揮力量。未來數年內，經濟運行方式以及增長速度都將發生大幅變化。表面繁榮背後的大陷阱，中國是否能避過？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三個方面解剖：
我們的經濟制度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經濟政策犯下什麼錯誤？
我們的外界環境出現了什麼變化？
本書正是從這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中國經濟下一步：繁榮還是陷阱——觀察中國經濟未來的15個維度》各章環環緊扣，邏輯嚴密，作者開發的定量意見回饋模型獨一無二，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獨特的評判。
讀懂本書，你就讀懂了中國經濟！閱讀本書可以說明非專業讀者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助長讀者對經濟問題和現象的分析能力。